1943年,东江纵队19岁女情报员被叛徒出卖,生死关头,她选择跳江。谁知,跳江前,她突然朝特务头子笑了一下……
1943年,东江纵队的交通线在一个秋天接连折损。
问题出在黄四身上。这人原是负责联络的,手上捏着东江沿岸六个站点的位置、暗号、接头人的化名。日本人开出赏格,他没犹豫几天就反了水。
叛变头三日,两个联络站被端,三名交通员被捕,其中一个没扛过刑讯,死在了据点里。消息还没传回纵队,黄四已经带着便衣队赶往第四个站。
阿娣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
她那年十九岁,跑的是东江下游三镇两村的情报线,人瘦小,扎长辫,走在路上和沿江渔家姑娘没有两样。从小在东江边泡大的,水性极好,能潜水摸鱼,能撑船过江。队里把这条线交给她,一来是她熟悉水路,二来是她看着不起眼,不容易被岗哨注意。
出事是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。她刚把一份惠州方向日军增兵的情报送到下游联络点,按原路返回时,被黄四带人堵在了江边。
四个便衣,加上黄四,五个人封死了退路。领头的是伪军情报课的廖某,专门干策反和刑讯的。他看阿娣是个年轻姑娘,没当回事,点上烟让她把联络点名单交出来,语气随便,像在聊家常。
阿娣没动。她身上还有一份没来得及销毁的接头暗号。
廖某使了个眼色,两个便衣上前要拿人。就在这时候,阿娣看了廖某一眼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——事后在场的伪军回忆,那说不上是笑还是别的什么,但所有人都怔了一瞬。
就这一瞬,她侧身撞开右手边的便衣,跑了两步,纵身扎进了东江。
水花溅起来,人就不见了。江面漩涡翻卷,廖某在岸上骂了两句,吩咐沿江搜索尸体。
阿娣入水之后没有挣扎。她顺着暗流往下潜了二十多米,冷水激得她异常清醒。左肩被流弹擦了一道口子,血在水里散开,她顾不上,贴着江底的石缝慢慢移,一直潜到听不见岸上的叫骂声,才在一片芦苇丛边悄悄探出头换气。
天已经暗了。她撕下衣襟扎住伤口,拧干衣服,猫在芦苇里盘算下一步。黄四叛变了,这条线上所有的站点、人员、暗号他全知道。更麻烦的是,他认得她这张脸——额角的黑痣,那双眼睛,辨识度太高了。
当夜她摸黑沿江滩走了七八里,绕开大路和两个哨卡,钻进山脚的坳背村。村里刘阿婆的儿子在游击队,她自己常年帮交通站传消息。阿婆开门时吓了一跳,把人拽进去,翻出旧衣裳让她换,又从灶膛摸出两个煨芋头塞给她。阿婆说天亮鬼子必来搜查,不能留。
阿娣蹲在水缸前看了看自己的倒影,那条长辫子太打眼了。她借了剪刀,几下绞掉辫子,又抓锅底灰抹了满脸满脖子。柴房找了捆干柴背上,扮成拾柴的半大小子。
天蒙蒙亮,她混在赶集的村民里往外走。头一道哨卡过了,伪军嫌她脏,没多看。第二道哨卡也过了,岗哨正盘查一个挑担子的。再往前两里就是山路,进山就等于安全了大半。
然后她看见了路边蹲着抽烟的黄四。
两个人目光撞在一起。黄四先是一愣,随即猛地站起来。他认出了那双眼睛和额角的黑痣,哪怕剃了头抹了脸也没用。
阿娣甩掉柴捆,转身冲进路边的甘蔗地。
枪声追在身后,子弹打在甘蔗叶上噼里啪啦响。她拼了命地跑,左肩的伤口崩开了,血顺着手臂往下淌。穿过整片甘蔗地,翻过一道土坎,她钻进一座废弃的老砖窑,用碎砖虚掩窑口,缩在最暗的角落里,死死捂住嘴。
追兵在外头来来回回搜了将近一个时辰。脚步声几次逼近窑口,又远去了。她从白天熬到天黑,没挪动一步。
傍晚开始发烧。伤口发炎了,整条胳膊又红又烫,脑袋昏沉沉的。她清楚这是感染引起的高烧,必须尽快处理,但眼下没有条件。
天黑透后下起了雨。她从砖窑爬出来,深一脚浅一脚往山里走。山路泥泞湿滑,她摔倒了爬起来,再摔倒再爬起来,泥水混着血水糊了一身。脑子里只装着一件事:情报必须送到,黄四叛变的消息必须上报。
后半夜,她摸到山腰杂货铺的联络点。老交通员李叔开门时差点没认出来,小姑娘瘦脱了相,脸上又是黑灰又是泥,左肩伤口肿得老高,浑身烫得像块炭。李叔赶紧清创敷药,熬了姜汤灌下去。
阿娣烧得嘴唇起皮,一字一字说清楚:黄四叛变,手中握有全线六个站点的位置和暗号,已两个点被端,所有人必须立刻转移,暗号全部作废。那份惠州方向日军增兵的情报,三天内必须送达纵队司令部。
李叔让她歇一晚。她摇头说黄四知道这个铺子。
她离开不到两个时辰,黄四带人包围了杂货铺,翻了个空。
阿娣顶着高烧往山上走。雨后山路陡滑,每一步都发软。走到半山腰游击队哨卡时,她看见哨兵,嘴唇动了动,身子一歪倒下去。昏迷前手还攥着口袋——里面是李叔用油纸裹了三层的情报,一点没湿。
那年秋天,东江纵队根据这份情报成功截击了日军增援部队。沿线联络站点因她及时报信全部完成转移,除黄四叛变初期牺牲的两名同志外,无一人再被捕。
黄四两个月后在江边渡口被锄奸队找到,就地处置。
多年后有老战友回忆她,说她醒过来头一句话是问情报送到了没有。战友说送到了。她咧了一下嘴,和那天跳江前一模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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